華新鎮律師談消費糾紛過度維權是否涉嫌敲詐勒索

　　原審被告人張某利之女郭某某于2016年2月出生后，曾食用某鹿公司生產的“某恩兒童”牌奶粉。2008年9月，政府有關部門檢查后確認部分批次“某恩兒童”牌奶粉含有三聚氰胺，并向社會公布。張某利帶女兒郭某某到醫院檢查，結果顯示其“雙腎中央集合系統內可見數個點狀強回聲”。張某利遂將家中剩下和新購買的部分“某恩兒童”牌嬰幼兒奶粉送檢，檢出兩個批次奶粉中三聚氰胺含量較高。2017年4月，張某利多次找銷售商和某鹿公司索賠，并向媒體反映“某恩兒童”牌奶粉存在的問題及其女兒食用后造成的危害后果，媒體對相關情況進行了報道。同年6月13日某鹿公司派員與張某利協商，雙方達成和解協議，某鹿公司補償張某利一方人民幣40萬元，并于當日將該款匯入張某利的銀行賬戶。同日，張某利出具書面材料表示基于問題已妥善解決，不再追訴并放棄賠償要求。同月25日，上海電視臺播出了題為《一個男人，如何使“某恩兒童”奶粉》的視頻，內容主要是張某利向該臺反映“某恩兒童”奶粉問題。同月29日，某鹿公司及其控股股東雅某利公司派員主動與張某利取得聯系。在雙方溝通的過程中，張某利提出，其家人對上述賠償問題不滿意，其妻高某因此流產及患精神疾病，要求某鹿公司賠償其誤工費和女兒醫療費等共人民幣300萬元。張某利還表示，如不滿足其要求，將通過國內外媒體對上述兩家公司進行負面報道。雅某利公司報案，張某利于2017年7月23日被羈押。其索賠300萬元的行為是維權行為，其已取得的40萬元只是部分賠償款；其并沒有要挾對方，雙方一直在協商解決問題。行為人作為消費方與商品經營方達成賠償和解協議后，因消費受損害程度未經鑒定等緣故，其再次索賠雖違反向對方的承諾，尚未超出民事糾紛范疇。行為人作為消費者在索賠時提出準備向媒體曝光等行為，在不能證明其有非法占有目的情況下，不符合敲詐勒索罪的犯罪構成要件。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張某利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要挾手段，勒索公私財物，數額巨大，其行為應當以敲詐勒索罪追究刑事責任。被告人張某利犯罪未遂。

　　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8日作出（2017）滬刑初字第492號刑事判決：被告人張某利犯敲詐勒索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一審宣判后，被告人張某利以一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定性不當為由提出上訴。上海市滬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5日作出（2018）滬中法刑一終字第17號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本案經媒體報道，引發社會關注。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審查后認為本案在程序上存在不符合《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情形，確有錯誤，決定指令滬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本案進行再審。滬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再審后作出裁定，維持上述裁判。街心滬州中院再審裁定后，原審被告人張某利的父母以張某利無犯罪動機和行為為由，向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申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審查后，決定提審本案，并作出再審判決：一、撤銷上海市滬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和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法院的上述裁判；二、原審被告人張某利無罪。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再審認為：

　　1.從本案發生、發展的過程看，尚不能認定張某利的行為性質超出民事糾紛的范疇。首先，本案是因某鹿公司一方主動與張某利聯系而引發。在涉案40萬元賠償協議履行后，張某利接受采訪的視頻在電視臺播出，某鹿公司一方主動找到張某利商談有關事宜。其次，現有證據不能證明是張某利首先提議“再次賠償”。在某鹿公司一方有再次賠償的意思表示或雙方皆有再次就賠償問題進行商談意愿前提下，張某利就賠償數額提出要求，符合民事糾紛協商解決的特征。最后，某鹿公司一方在報案后仍與張某利就“再次賠償”事宜多次聯系、商談，并讓張某利出具了索賠的書面材料。

　　2.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張某利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首先，張某利在本案中有權提出民事賠償。張某利因其女兒食用涉案問題奶粉身體健康受到侵害而找到某鹿公司索賠，某鹿公司對其生產的奶粉質量不合格及造成相關人身損害事實沒有異議，并自愿賠償了40萬元。其次，張某利之女因涉案問題奶粉受損害的情況不清。雖然張某利已獲得和再次要求的賠償數額超出了當時有關部門處理問題奶粉事件的最高賠償標準，但在其女兒人身受損害程度沒有評估鑒定和某鹿公司一方主動聯系張某利繼續協商處理雙方糾紛的情況下，不宜以張某利提出新的索賠數額超出以上標準而認定非法占有。

　　3.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張某利實施了敲詐勒索行為。敲詐勒索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實施威脅、要挾的方法，迫使被害人交出數額較大財物的行為。首先，監督產品質量是消費者的合法權利，消費者可選擇通過媒體對產品質量進行輿論監督的維權方式。其次，張某利不具備實施有關要挾行為的條件。張某利在向某鹿公司一方提出300萬元索賠之前，政府部門及媒體已經向社會公布曝光了相關奶粉的質量問題。再次，張某利在本案中享有一定的民事權利，其索賠行為不違反法律規定。最后，張某利虛構其妻子因故流產、患精神病等事實，不足以引發某鹿公司一方產生恐懼、害怕等精神上的強制效應，該行為不足以認定構成威脅、要挾。

　　綜上所述，原審裁判認定原審被告人張某利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威脅、要挾的方法，強行索取財物行為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根據現有證據證明的事實評判，張某利的行為性質未超出民事糾紛的范疇，不能認定張某利構成敲詐勒索罪。消費糾紛中的“過度維權”與敲詐勒索的區分在刑事司法理論界有不同的觀點爭鳴，在司法實踐中也是一個常見的難點問題。對于消費者提出的過度高額索賠，能否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需結合案件具體情況分析認定；監督產品質量是消費者的合法權利，消費者提出準備向媒體曝光并索賠的，不能輕易視同敲詐勒索行為。通過對張某利敲詐勒索再審改判無罪案的思考和梳理，筆者認為，劃清二者關系應注意把握以下要點：
 

　　4.從索賠方的損害結果看，索賠行為是否有事實依據，索賠數額與造成損害是否明顯比例失衡。對于較小的損害或者沒有明顯的損害而索要較大數額的賠償，要結合損害的性質、損害的因果關系等其他情節綜合認定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不應單純以數額多少來確定。具體而言，一是看損害是否實際發生；二是看損害的性質，是造成人身損害還是財產損失；三是看損害后果是否明確。本案中，張某利女兒人身受損害的情況沒有評估鑒定。對于類似本案的情況，損害程度尚不明確，特別是造成人身損害后果，且人身損害的程度沒有評估鑒定的情況下，不宜以提出過高的維權要求，認定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從而認定其構成敲詐勒索罪。

　　5.從索賠的過程看，是否經過正當的程序處理。消費者和經營者發生消費權益爭議的，可以與經營者協商和解、請求消費者協會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調解組織調解、向有關行政部門投訴、根據與經營者達成的仲裁協議提請仲裁機構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等正當途徑解決。對于消費者通過正當途徑或聲稱要通過正當途徑索要賠償的，不應認定為敲詐勒索行為。對于經過正當程序處理后，消費者又繼續以要挾、威脅手段索要賠償的，也要結合案件的其他情節認定是否構成敲詐勒索罪。

　　上海青浦區華新鎮律師提示從行為主體上看，索賠方是否具有消費者的身份。真實的消費關系存在是正當維權的基礎，在有正當維權基礎的情況下，應審慎認定敲詐勒索犯罪。消費者是指為滿足生活消費需要而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由國家專門法律確認其主體地位和保護其消費權益的個人。如果爭議雙方不存在真實的消費關系，索賠方以牟利為目的“知假買假”；通過其他渠道掌握對方產品質量問題和缺陷，并以此索取高額錢財，則傾向于不認定為正常維權行為在本案中，張某利無疑具有消費者的身份。
 

　　從違背對方意志的程度看，是否有明顯違背被索賠方意志的意思表示和行為。民事行為的基本特征是行為主體具有自愿性。如行為人沒有明顯違背被索賠方意志的意思表示和行為，雙方都有就賠償問題進行商談的意愿的前提下，傾向于認定為民事糾紛。在敲詐勒索犯罪中，行為人使用威脅、要挾等方法，對對方造成精神強制，明顯違背被害人的意志。本案中，某鹿公司主動找到張某利溝通商談，在這種情況下，張某利提出高額的賠償要求，雙方解決糾紛還處于正常的磋商階段，不能認為違背了某鹿公司的意志，給其造成精神強制。
 

　　從行為客觀表現看，是否對被害人實施威脅、要挾行為。敲詐勒索罪客觀方面主要表現為采用對被害人實施威脅、要挾方法，強行索取財物的行為。在威脅、要挾的內容上，般表現為對人身的加害行為或者毀壞財物、名譽，揭發被害人的違法行為、隱私等。對以下兩種常見的索賠中的手段行為的性質要具體分析，準確把握。（1）實施媒體曝光的行為是否可以認定為要挾、威脅。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相關規定，消費者可以選擇通過媒體對損害其合法權益的行為進行輿論監督的維權方式。由于新聞媒體和互聯網傳播信息的迅捷性、廣泛性，對商家某些不當經營行為的曝光可能給其帶來極為不利的后果，甚至帶來毀滅性的打擊。消費者采取向新聞媒體和互聯網曝光的維權方式，不能簡單認定為是行使言論自由權利和監督權，也不能簡單視為敲詐勒索的手段，還應結合其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觀上是否能夠達到威脅、要挾的程度等方面來評判其手段行為是否符合犯罪構成（2）索賠中有虛構事實的情節對構成威脅、要挾行為的影響。在消費糾紛中，有的消費者為達到索賠的目的，在維權基礎事實以外，往往會虛構一些事實，并以此增加向商家索賠的籌碼，如本案中張某利虛構其妻子流產及患精神病等事實。虛構事實并非敲詐勒索罪的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要件。行為人虛構事實的情節能否引發對方產生恐懼、害怕等精神上的強制效應，是認定構成威脅、要挾行為要考量的因素。
 

　　索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三項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不服第一審判決的上訴、抗訴案件，經過審理后，應當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處理：

　　原判決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實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三百八十九條第二款 原判決、裁定事實不清或者證據不足，經審理事實已經查清的，應當根據查清的事實依法裁判；事實仍無法查清，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撤銷原判決、裁定，判決宣告被告人無罪。   上海青浦民事糾紛咨詢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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